人口负增长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发展过程，世界多个发达经济体均经历了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之后跨入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阶段。近两年我国生育率降低，尽管这一波动与当前我国人口总量相比微乎其微，但也标志着我国出现了人口总量达峰、人口素质仍须提升、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三大发展特征，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当前，通过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并创造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因。人才红利在本质上是教育红利，而职业教育红利则是教育红利的关键内容。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口红利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我国在教育和健康两个领域的进步，共同提高了人口素质，奠定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占比达3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另据统计，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4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随着医疗的高水平发展和公民健康意识的日渐增强，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年提高。由人口数量的负向变化和人口素质的正向变化所共同构成的人口发展特征，开启了我国人口红利转变的机会窗口，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明显。

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本质是教育红利

教育因其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而被认为是保持人口红利延续的关键因素。据统计，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亿，而且逐年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更高素质将有效弥补因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庞大的学术研究型、工程技术型、技术技能型劳动者队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但“低生育、老龄化、高流动”的人口发展态势已经形成，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人口背景。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要加快完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以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的总体效能，另一方面，面对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人才红利，亟须加大教育投入，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

这两方面达成的逻辑起点实则是教育红利。国际著名人口学专家沃尔夫冈·鲁茨明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就是一种教育红利，可以有效地抵消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原新认为，教育红利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就是人口红利。

当前，各国都高度关注教育红利，并探索由此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相应政策。在当前人口红利转型窗口期，再提教育红利，不仅有利于唤起社会对人口与经济匹配关系的理性认知，还有利于明晰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中教育的重要中介作用，并可据此进行实践改革与政策制定。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生成人才红利

职业教育红利是一国教育红利的核心，是针对不同年龄段人口施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和培训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表现为通过技能形成和积累体系，持续培育出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生产力和推动技术创新的间接生产力，这是抵消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影响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职业教育红利已受到多国重视。一来，各国政府及学者日渐意识到，泛泛地探究人口红利，已经远远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人才红利则成为当前阐释和深化人口红利的核心。以生成技能型人力资本为主的职业教育，理所应当成为创造新一轮人口红利的重要教育类型。二来，对教育红利的全球性探究使人们不断意识到，只研究普通教育基于提升受教育者学历程度而产生的人口红利，已不足以全面彻底地解释经济增长动因。全球发展实践表明，把对教育红利的关注进一步聚焦于职业教育红利，才能准确把握质量型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规律。

从人力资本供需关系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才红利的路径体现为：

第一，系统提升劳动参与率并增加就业人口规模。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共同搭建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关注劳动者职前与职后的技能形成与供给，持续性地服务于劳动者生命周期职业需要。

第二，稳步支撑人力资本积累。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随着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优化，通过持续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以自身能力的增量换取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从而回馈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合理驱动劳动者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解决劳动力供需关系的错配。开放的产业与职业教育、互动的行业与职业院校、平等的企业与专业，这些为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了条件、动力和载体。

第四，有效改善劳动者素质，夯实人口质量基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打破了技能与素养间的不平衡，以“德技并修”支撑起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

第五，逐渐提高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所蕴含的教育公平，有助于扩大接受学历教育的人口比例、延长个体受教育年限、提高新增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六，回应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需要。职业教育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专业设置与产业布局、层次培养与技能需求间的结构性适配，不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优化要素匹配效率。

由此，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为人口转型期的职业教育红利生成奠定了基础，它通过持续创造质量型人口红利即人才红利，进而有效推进技术创新，成为抵消人口负增长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在风险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

（作者：米靖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职业教育学院院长；薛利晨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信息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4年5月21日05版